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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卖国密约的披露高宗武陶希圣的回归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0:19:01 阅读: 来源:腰果厂家

汪精卫卖国密约的披露:高宗武 陶希圣的回归

1940年1月4日,由上海开往香港的“胡佛总统号”响起了长长的汽笛,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。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,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“首义”人员高宗武、陶希圣。当客轮驶入公海后,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。随即,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:“……际此意去迥异之时,未得先生之许可,遽尔引离,但至此时止,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,决不向外宣泄……”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、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,不禁大惊失色,沮丧十分。然而,1月22日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,震惊中外。此“惊险”一幕,前后曲折。

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,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“近卫声明”,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。这时,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,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“近卫声明”,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。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,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,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,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;另一方面,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,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,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,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,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,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,即使不能与日媾和,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“对手”。

1937年11月,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,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,组建了“别动总队”,在上海潜伏下来,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“挖心战”。因此,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,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“江浙行动委员会”,以杜月笙为主任,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,主持此项工作。不料,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,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,“江浙行动委员会”也就随之而瓦解了。上海成为孤岛后,杜月笙便离沪赴港。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,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,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“合作”。于是,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“地下市政府”,名称为“上海统一委员会”,仍以杜月笙为主任,戴笠等为常委。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,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,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,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。这个委员会的活动,既是政治性的,又有经济性的: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,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,搞“秘密交易”;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。

《大公报》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,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。在1939年3月间,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,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《汪平沼协定》。4月5日,《大公报》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“协定”,《大公报》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《汪精卫的大阴谋》的社评,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,发表了两点认识:“①汪精卫的通敌卖国,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,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。②汪氏的阴谋,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,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。”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,谈了一点感想:“汪氏的阴谋,既策动如此之久,且有组织的行动,蛛丝马迹,布满沪渝,中央当早有所闻。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,疏于防范,已是憾事,‘艳电’发表之后,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,并未发动国法,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,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,继续进行其大阴谋,宽大优容。语云:‘姑息养奸’,正汪事之谓。这是我们的感想。事至今日,中央再不容姑息,应速查明事实,发动国法,各治应待之罪。”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,以致“姑息养奸”,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,治之以罪。此外,《大公报》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,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,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,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。

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,他指使高宗武、梅思平,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,并草签了卖国的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,成立亲日的“新政府”。汪精卫的行径,首先触怒了蒋介石。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,搞什么“和平运动”,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,也挂青天白日旗,也称国民政府。所以,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,想抽它几根台柱,给汪拆台。因此,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,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,在这方面来一个“突破”,甚至不惜用许愿、重金等方法,收买汪的走卒。

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,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、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,遂到香港向杜汇报。听罢,杜矍然而起,双手一拍,眉飞色舞的高声说:“采丞兄,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,国家大局,确实值得一试,你在香港住两天,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,我要去见蒋委员长,当面向他汇报。”1939年11月5日,杜自港飞赴重庆,在张群的联络下,他见到蒋介石。蒋面授机宜后,要求他从速返港,一切秘密进行。当时,杜感到十分振奋,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,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。他又找到徐采丞,嘱咐急办两件事:第一,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,跟他面谈;第二,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,只要高宗武说声走,便不惜一切代价,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,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。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,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。杜又到重庆,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,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,托杜带去。杜月笙回到香港后,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,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。徐按照杜的指令,把事情办妥,高宗武答应把“密约”交给蒋介石。

那么,高、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?据朱子家回忆:“高、陶之出走,绝非简单的所谓‘深明大义,幡然变计’。以高、陶的对于‘和运’,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,对权位志不在小,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,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,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。汪所内定的,是政权成立以后,陶除‘宣传部’外,兼任政府方面的‘宣传部长’,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‘宣传部’,志在取得‘实业部’,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,已无可变更。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,只能任‘外交部次长’,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,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,也不过着重在日本,外长一席,自非其莫属。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,而又不敢与汪面争。‘壮志’未酬,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,一经诱劝,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。……周佛海一到上海,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,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,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(即后来之《中报》),陶希圣为‘宣传部长’后,一再与君强商酌,欲改为《中央日报》,置于‘中宣部’管辖之下,君强坚拒,至起龃龉。在高、陶临走前数日,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。”

1940年1月4日,高宗武、陶希圣带着《要纲》秘密潜入香港。高、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,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?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:“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,每次如此。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,一二天就送回来,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。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,汪就命我往取。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,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,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,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,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。”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:“当时密约会议,因恐高宗武泄露,所以警戒非常严密,日方由矢荻,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,任何小纸片,都须留下,不得携出会场之外。据他们推测,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,牢牢记住,一条一条写下,故与原约无异。”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。

此时正在香港的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、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“串联”,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《要纲》和有关资料,还收到了高宗武、陶希圣给《大公报》的亲笔信。高、陶在信中,极力解释参与密谈的卖国行径,其中有这样的话,1939年11月5日“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、梅思平及圣等以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’之件,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,武亦与焉。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,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,不止倍蓰。即与所谓近卫声明,亦复大不相同。直欲夷我国于附庸,制我国之死命,殊足令人痛心疾首,掩耳而却走。力争不得,遂密为摄影存储,以观其后。其间敌方武人,颐指气使,迫令承受,或花言巧语,涕泪纵横。汪迷途已深,竟亦迁就允诺,即于12月30日签字。武、圣认为,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,未可再与含糊,乃携各件,乘间赴港。离沪时,曾嘱人通告日方,告以此种和平方案,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。抵港后,即函汪及其他诸人,请其悬崖勒马,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,以冀公私两全。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,送呈国民政府外,兹送上‘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’暨附件之原文摄影(译文另附),又汪方提出‘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’之去文,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,敬请贵报即予披露!俾世人皆得周知,勿使真相长此湮没,以至于不可挽救。”

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,胡政之、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、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,要金、徐立即把《要纲》内容抄下来,把原件拍照,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,通报此事,安排报道事项。徐铸成作为当事人,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:“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,一天下午,他们两位(指胡政之和张季鸾)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,张简单地说:‘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,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,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。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,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。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。铸成,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,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,你看完这密件后,即由诚夫抄录一份,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。’我们两人,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,总算赶出来了。胡政之又核对了金的抄件,张则细看我写的社评稿,都点了头。张立即揣上密件原稿,坐上汽车,赶去送还给杜月笙。”

22日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在《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,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》、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!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!从现在卖到将来,从物质卖到思想》的通栏正副标题下,独家刊登了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(原件),另在第九、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,还发表题为《揭露亡国的“和平条件”》的社评。日汪签订的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:“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‘附录一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;在新国交恢复以前,既成政府经办事项,目前加以继承,如情况许可时,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;在事变继续进行中,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。”在“附录一”中,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:“日、满、华三国,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,以互为善邻、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。因此,规定基本事项如下: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、满、华一般提携,特别是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的原则。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。③在长江下游地域,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。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,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。”

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,22日的《大公报》香港版不得不加印,还是销售一空。1月23日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“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”的谈话,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,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。在短短几天内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,连续发表社评,猛烈抨击:23日发表题为《附汪者应速悔悟》的社评,24日发表题为《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》的社评,30日发表了题为《粉碎汪派“组府”阴谋》的社评。高宗武、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,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,经《大公报》香港版的及时披露,轰动中外,被称为“高陶事件”。

《大公报》香港版率先披露卖国文字后,汪精卫、周佛海等很是恼火,汪在24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,极力抵赖,竟说:“高、陶两人所发表者,完全出于向壁虚造,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。”周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午饭后,接上海无线电,高、陶两败类,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,愤慨之至。……晚与思平谈高、陶之事,愤极之余,彻夜未睡。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,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,以正国人视听,高、陶两动物,今后誓当杀之也。”周在23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下午接香港拍来高、陶二败类致《大公报》缄,不禁发指,因赴海光亭,晤清水、犬养等,谈及此事,余愤极之余,不禁泣下。”周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余又谓此次高、陶发表文件,于吾辈大有不利,补救之法,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。”日人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,“在1940年1月22日香港《大公报》上,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揭露了出来,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。……对于高、陶的暴露密约,汪兆铭、周佛海、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,声明说: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,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。但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,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。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1月22日起到27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,知道了这个报道,立即同汪、周、梅等会见。最伤心的是周佛海,他认为高、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,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,他泪下如雨,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,惟有长叹而已。”日人影佐祯昭在回忆中写道:高、陶“两人逃出上海,在香港把兴亚院指示的谈判草案原封不动地在报纸上发表,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”。

就在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披露汪精卫的卖国文字前夕,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滋正在香港,他于1月21日也拿到这份文件,立即让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发布日汪密约的消息,22日重庆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刊登了这一消息,还做了三栏的标题:《汪逆卖国密约》、《经高宗武陶希圣揭破》、《条件苛刻甚于二十一条》,但并无密约的具体内容。23日,《中央日报》才刊登了这份臭名昭著的密约的全部内容。23日,《大公报》重庆版在《敌汪阴谋全盘暴露》的大标题下,也刊登了《要纲》,因《大公报》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事先得到消息,所以他还撰写了题为《汪阴谋的大暴露》的社评,揭露汪逆卖国实质。在23日的重庆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上,发表了蒋介石的《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》,称日汪密约“把近卫声明‘东亚新秩序’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”,“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”,“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,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”;号召中华民国“光复山河,荡涤汉奸腥膻,报复先烈仇恨”。同日,中共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题为《全国同胞起来,反对汪派卖国密约》的社论,指出:“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: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,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,中华民族的生路;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,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,中华民族的死路。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,而且也不可能有的。”

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,《大公报》抢了“独家新闻”,而提供新闻材料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命运却是耐人寻味的。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,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“高其昌”的化名“官员护照”,得以出洋游历。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“寓公”。那时,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从此,他在美国隐姓埋名,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。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条件。之后,蒋还不断给他美元,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:“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,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,即请转交高君,并复为荷。”而陶希圣呢?他事后到了重庆,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,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,参与蒋的机密;陶还替蒋撰写了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小册子,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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